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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药报》2015年5月25日第八版刊发“任应秋先生诞辰100周年”专题

发布编辑:大小球必胜公式 发布时间:2015-05-27

  编者按:今年是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任应秋先生诞辰100周年,国医大师路志正、朱良春等特此撰文,纪念任应秋先生。

  

  往事如烟 重任在肩

  国医大师 路志正

  

  人事代谢,时代沧桑,60年前我曾与任应秋先生为新中国的中医事业并肩努力,许多往事时时浮现眼前,就像昨天发生的事,着实令人感慨万千,难以入寐。

  我与任老有不解之缘

  我是1952年进入卫生部医政司医政处中医科工作的。1954年,毛主席发出了“重视中医,学习中医,对中医加以研究整理并发扬光大,这将是大家祖国对全人类贡献中的伟大事业之一”的指示。为了从行政管理、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来加强中医工作,国务院作出了在卫生部设立中医司,组建中国中医研究院、并在全国建立四所中医学院(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三项决策。1954年7月,中医司正式成立,赵树屏、何高民为副司长,后又从文委调薛和昉同志为司长。同年11月,我和魏龙骧、李介鸣同志接到调令,调入中医司技术引导科工作。

  为了从人力资源上满足一司两院的建立,卫生部从1955年~1957年,先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大批中医精兵强将。这其中,1955年底李重人同志从重庆中医进修学校调入中医司任教育科科长(1962年转调到北京中医学院任副教务长兼医疗系主任)。1956年吕炳奎同志从江苏调至中医司,接替薛和昉同志的工作,成为第二任中医司司长。当时调入研究院工作的还有四川的蒲辅周、王文鼎、王朴诚,江苏的韦文贵,上海的余无言、沈仲圭等人。调到中医学院任教的老师,除随吕司长从江苏调来的董建华、程莘农、杨甲三、印会河、王玉川、王绵之、颜正华等40余名中医专家外,任应秋及北京的刘渡舟、陈慎吾等前后也是这时期调入北京中医学院。另外,卫生部还特聘章次公、秦伯未、韩刚和沈德建等四名中医专家为部级顾问。

  由于工作和专业的关系,比如一同出差搞调查,一同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等,所以我与魏龙骧、李重人、章次公、秦伯未和任应秋等同志接触得比较多,关系也更近。我能和这么多中医大家朝夕相处,切磋问难,这是上天的恩赐。这种地利、人和之便,不仅惠及于我,而且也惠及至我的女儿喜素。如上世纪50年代,我在《北京中医》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中医对感冒的认识”,就曾得到秦伯未老的引导和批改。而我的女儿喜素,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拜在李重人名下为徒,以后又跟随王文鼎、任应秋等大师抄方。由于三老均来自四川,又都是满腹经纶,因此,在随王、任二老学习期间,二老不但毫无保留地传授经验,而且还像待亲女儿一样。“感念师恩”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今天我怀念任老,一是尽老友之谊,二是代过世的女儿喜素对培养过她的任老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和怀念。

  

  任老为中医呕心沥血

  光阴荏苒,虽然任老离开大家已有32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我眼前。1982年8月,任老在他69岁生日前后写过一首七律诗:“六十九回春复秋,一年一度一搔头。称心事业从何说,得意文章匪自谋。乏术乏人难后继,中医中药总先忧。传承未解穷薪火,侈口创新缘木求。”

  任老的诗作不由得勾起我对秦伯未先生的感慨和怀念。记得1956年3月,秦老在北京中医药学会为欢迎来京参加中医研究院工作的同志举行的宴会上,即兴而就两首题名《祖国》的诗文:“祖国多遗产,蔚为民族光。灵素存著多,草木亦芬芳。远景真堪见,前途未可量。热情千万斛,此日信非常。

  祖国相呼唤,欣然来古京。一时逢盛会,四座皆知名。赵董推先觉,袁施属老成,举杯无限意,期待展平生。”

  秦老不愧为大医家和文学家,其寥寥数语,寓意如画,仿佛群贤毕至,举杯畅言,追往昔之岁月,展未来之豪情的喜庆场面就在眼前。让大家这些后学,也为他们老友的相聚,为当时中医事业的大发展而感到欢欣鼓舞。

  任、秦二老的诗文,一忧一喜,两种心境,落差极大,截然不同。

  秦老记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初一司两院的相继成立,中医事业得以大发展的那段不平凡的历史。而令任老堪忧的是经过十年动乱,中医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的摧残,中医药事业面临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局面。诗虽出自二老之手,但所喜所忧者均与中医药事业紧密相连,代表的都是广大中医人的心声。

  想当初,出于对中医事业的热爱,秦、李、任三老应“祖国相呼唤,欣然来北京”,先后进入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同样,出于对中医事业的无限忠诚,针对第一届中医学院毕业生中所存在的问题,三老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成了“五老上书”的成员(于道济、陈慎吾、秦伯未、李重人、任应秋)。谁曾想,这出于公心的“五老上书”,竟成了他们的罪行。“文革”之初,三人首当其冲,被打成了中医学院中“三家村”“五鬼上书”的黑干将,被揪出批斗长达3年之久。当李、秦二老分别于1969年和1970年先后去世之时,我也恰逢人生低谷,正在老家接受教育。待到1973年平反回京,方知二老惨遭批斗,已然过世。随着党和国家有关中医工作的方针、政策,又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路线上来。任老也总算熬了过来,得以平反,重新走上了中医学院的讲台。文革虽然结束了,但由于“四人帮”的迫害,不少名医、专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十年的停滞再加上中医成才较晚的特点,这就使得中医“乏人乏术”,青黄不接的现象十分严重。面对这严峻的形势,任老痴心不改,忧心忡忡地发出了“中医中药总先忧”的感叹!但是,任老并没有一味地哀叹,而是乐知天命。一方面他不断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中医所面临的处境鸣金呐喊,并积极地为中医事业今后的发展谋划出路。如1979年5月,在全国首届中医学术会议审稿委员会开会期间,任老和有关同志就成立“中华中医药学会”的问题进行了热议。1981年11月,任老以“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的身份和部分在京的中医药专家学者一道,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畅所欲言,建言献策,形成了参照国家文物管理局的模式、把中医药管理工作从卫生部独立出来的共识,并拟写了《科技工编辑建议》的决议文,“大医医国”,这为五年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为国家对中医工作的管理寻得了一条新路。另一方面,他老马识途,奋笔疾书,在人生最后的短短7年中,洋洋洒洒地完成了《内经十讲》《中医基础六讲》等百多万字的鸿篇巨著,为中医理论的整理和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任老一生著作等身,少人能比,不愧为人们敬仰的中医学家和中医教育家。

  今天,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形势和任老在世时相比,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告慰任老等先贤这一喜讯的同时,大家也应该认识到,中医事业能走到今天,这是千百万中医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虽然中医药工作现在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大家还是应该感谢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撑,如果离开了这一条——离开了党对中医的正确路线以及相关的政策,中医药事业的面貌就很难改观,更谈不上什么发展了。

  作为生者,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那些为中医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同时,应当切记大家今天离中医真正的复兴和走向世界还相差甚远。重任在肩,吾辈仍需努力!

  (路喜善整理)

  

  我和任应秋之“三同”

  国医大师 朱良春

  

  余与任应秋先生有“三同”之谊,同窗、同行、同党也。任老是我在“上海中国医学院”求学时的学长,此为一同;20世纪40年代,重庆周福生先生创办《华西医药杂志》,聘请任老担任主编,总理其事,我被聘为“特约编辑”,故时有书信往返,切磋探讨得益甚多,此为二同;新中国成立后,大家先后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都曾担任过农工党中央委员,所以又是同党同志。

  余曾多次与任老在学术会议上相遇于宾馆,得以把晤畅叙,甚感愉悦。清晨与会同道散步晨练,每见任老总是手握古籍,低声朗诵,缓步而行,精神专注,旁若无人,甚令人敬仰其治学之勤笃,惜时如金也。

  任老博览群书,敏悟过人,在学术讨论时,常引经据典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令人称羡,不愧为大家宗师也!吾师章次公先生在1952年致近代名医刘民叔先生函中曾述及:“令师廖季平医术上之成就,视先师章太炎先生,亦属一时瑜亮。”廖老乃经学大师也,且兼精通岐黄之术,与太炎先生不相上下。任老少年之时曾从廖平学习,可见他国学根基的深厚是渊源有自的。

  任老很早就提出“中医古籍文献亟待整理”,他认为,既具有中医根基又精通训诂常识的专家已是凤毛麟角,对此必须抓紧、抓实,才不致中断医道文脉。这是高瞻远瞩之见,现在更感到是迫切的事了。

  任老说,要学好中医学,首先要学好国学,这是基础,是入门的钥匙。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五老上书”中强调:“中医学院学生,必须突破文学关,这对中医学的继承、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与深远影响。”前人早就说过,“秀才学医,笼中捉鸡”,“秀才学大夫,好像切豆腐”。这些比喻,生动而贴切,现在余更感到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了。值得欣慰的是,有关领导已注意中医教育,采取改革措施,希翼抓紧、抓实,取得成效。

  任老为“中医各家学说”的创建和完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也有极精深的研究,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梳理和中医药文献的整理上,做了大量有益而务实的工作,为大家留下了巨大的医学财富,值得大家认真继承和运用。

  任老一生,埋头治学、低调做人、踏实工作,他为中医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任老的学术成就,光辉照人、启迪后学,永远值得大家学习和景仰。

  任老虽已驾鹤西去,其崇高品德、严谨学风、精湛医术,长留人间而泽及后世。值此任老百岁诞辰之际,大家应该以任老为榜样、为楷模,振奋精神,为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事业做出更多贡献,以实际行动来纪念任应秋教授!

  

  

  读《任应秋医学全集》有感

  图 南

  

  鸿宾来无意,应秋去有声。

  杏林多厚暖,人世几薄凉。

  晋唐宋元清民后,不足五行非阴阳。

  长沙太守书经律,江津学生划纬行。

  此心堪比豨莶草,辛苦小毒岂短长。

  一宗一门皆公益,两代两地未更张。

  各家启源内经解,五行运气伤寒方。

  既当曲剂生黎庶,何惧直言罪庙堂。

  控制利用是非起,抑纵谤誉功过忙。

  君志不为权谋计,升降出入亦中伤。

  七旬四叹别朋弟,万世一宗话文章。

  (注:任老有四叹:一叹知识不继,二叹人才匮乏,三叹蹉跎岁月,四叹不叹之叹。)

  

  

  学贯中西 誉满中华

  ——编辑《任应秋医学全集》有感

  □ 张伏震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任应秋先生是业内公认的中医学大家,文、史、哲、医集于一身,学识之渊博,在业界享有盛誉;中医理论造诣之深厚,令人仰慕。任先生学贯中西,在1949年以前便已经誉满中华;是跨越现当代两个历史阶段的最具代表性的伟大医家,且是连接中医传统与现代的“桥梁人物”。著名中医大师、伤寒学家刘渡舟先生,在对其弟子、家人谈论任应秋先生时,尊任先生为“中医泰斗”。

  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任应秋医学全集》,是任应秋先生的首部全集,从立项到搜求旧作、遗稿,辑录整理,立意高远,工作深入,受到了当代多位中医领军人物和官方机构的重视。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永炎作序称其是“中医学术界的一面旗帜”。《全集》在具体实行方面,是任应秋的弟子和女儿共同根据先生生前出版的图书、遗留的手稿、讲课录音等,历时逾八年,辛苦编辑而成;全书共12卷,700余万字。全面而系统地展现了任应秋先生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

  

  启动中医全面系统化工作

  任应秋最伟大成就之一是开创学科,启动中医全面系统化工作。先生通过创建中医各家学说,首次使中医学站在了完整学术系统的高度来考量自身。任先生能够做出这一历史性的伟大工作,无疑是二十世纪东西学问猛烈碰撞的结果。中医若非受到西医(科学医学)的刺激和打击,中医学者若非借鉴现代医学的学术体系,绝无可能生发这样的视角,当然也无可能开展这样的立意于统一并完善整个中医学术体系的工作。所以,任应秋先生这一创举,也可以说“是其人,当其时”;一方面固然是先生自己的学术思考和选择,另一面则是中医学的历史必然。

  《任应秋医学全集》编委组,深刻领会任先生的高远立意,将其学术思路贯彻于《全集》的编辑工作中,尽力从其文献著作的编排上体现出来。任应秋先生对中医各家学说的研究,是中医建立统一体系的关键一步。这个学科的建立,在中医从“学说杂会”向“体系统一”的升华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任应秋先生一手创建这一学科,并为其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任先生所以堪当“宗师”在于此。正如《全集》前言所说,中医各家学说创建的意义在于:“第一次从学术思想发展史的视角,对中医学文献进行了历史性的梳理;七大学术流派的归纳和总结,是在中医学常识的海洋中修筑起一道指路的航标。”

  《任应秋医学全集》编委组,深刻领会任先生的高远立意,将其学术思路贯彻于《全集》的编辑工作中,尽力从其文献著作的编排上体现出来。

  

  阐扬经典之学

  任应秋先生研究和讲授经典,皆受领于他在学术思想上的一个总的纲领——意在贯通中医学成为一个完整系统的结构。“经典理论”跟“各家学说”相辅相成,各家学说乃横纬,经典理论即纵经,经纬交织,任应秋先生以此编制着他的中医学纲。

  任先生治学祖述《内经》,而最重仲景。从学习和运用“经方”开始,直到亲自主持和创办了“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可以说,对仲景学术的研究贯穿了他整个的治学生涯。其中最值得大家继承的,是先生治仲景学术的方法。《全集》的卷三、卷四收录了先生关于“仲景学术研究”的三本书《伤寒论语译》《金匮要略语译》《伤寒论类诠》,从中不难看出,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先生就有了系统的、联系的、整合的思维方法,他将这些方法应用到对仲景学说的研习之中,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不仅曾为现代《伤寒学》《金匮要略讲义》等教材的编写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至今仍极具鲜活的启迪意义。

  

  中医教育大师

  任应秋先生四十余载念念于兹,视乎中医学校教育为中医学发展的不二利器,为此不惜热血直言。或者有人不屑中医学校教育,即使今日亦颇有人议论学校教育不适合中医。担任应秋先生重视中医的学校教育并且奋力推行,始终不易其志。

  早在1937年先生就已经有公开的文章,在应对“教育部不准中医学校立案”事件中,几度执笔倡言,言道:“‘猜猜行’的国医,一辈子在黑巷子中摸索,而永无走上光明坦道之一日者,即国医没有教育之故耳……中国医学未纳于教育,所以愈趋愈下,西人医学出发于教育,所以愈趋愈高。”

  通观任先生有关中医教育的文章,从发表于1937年的《教育部不准中医学校立案是何道理?》到1981年的《应当重视中医理论》《<北京中医学院首届中医专业研究生论文汇编>序》,可知先生对于中医之学校教育,是站在很高的角度来看待和推行的。师带徒,固然有助于弟子深刻理解师傅的知识和技巧,但是它的弊端却也非一般的深刻和顽固。个中阐说,散见于任先生四十多年间发表的数十篇文章当中,有驳论“否定中医学校教育”的文章,更大量的则是建言如何开展中医学校教育的论文,其中就包括由先生执笔的震动杏林的“五老上书”。

  笔者在承担《任应秋医学全集》责任编辑的工作中,深切地感受到任应秋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专业常识的孜孜追求,作为中医后学者,继承先生的治学精神,传承中医,应是大家不懈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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